风掠过蒙古高原的草浪，卷起千年尘埃。近年来，在中国、蒙古国出土了大量与突厥有关的文物，常因缺乏“自证身份”的文字，难以确证。那些宏伟的陵园、奇特的石人，究竟属于谁？这个谜团，如同草原上的风，盘旋不去。
然而，大地终究没有吝啬它的秘密。当一批镌刻着古老文字的石碑重见天日，历史的迷雾被骤然拨开。粟特文、婆罗米文、突厥如尼文、汉文……这些跨越时空的字符，终于让我们得以辨认那些陵园的主人：突厥可汗。
▲布古特碑，车车尔勒格博物馆藏（图片来源：徐驰摄）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高统治者安息之所的遗迹，其规制、建筑乃至一砖一瓦，都深深烙印着中原文明的印记。
这绝非巧合，考古的铁证无声地讲述着一个远比“非此即彼”更宏大的真相：突厥与中原，在碰撞、互鉴、交融中，早已密不可分。那些试图割裂历史的“泛突厥主义”论调，在这些深埋地下的无声物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让我们循着这些考古之光，重返那个血脉相连、文化共生的时代。
展开剩余86%（一）可汗冢与汉家瓦
对于突厥，很多人认知有点混乱，我们不妨先简单梳理：突厥以“汗国”为号的主要政权有四： 突厥汗国（六世纪中叶崛起于漠北）；公元583年，因隋朝对其用计而分裂为东突厥汗国（据蒙古高原）与西突厥汗国（控西域）；二者先后于630年、657年被唐朝所灭；其后，突厥贵族于682年在漠北复国，史称后突厥汗国。
我们所说的第一座陵墓，便是坐落于蒙古国中部巴颜查干河畔，初代突厥汗国佗钵可汗的陵园。
这座陵园拥有汉式石碑、龟趺以及柱洞、六根木柱，以及北齐风格的兽面瓦，可见该遗址曾经建有汉式木构建筑，显著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无独有偶，蒙古国伊德尔河畔的才促赫遗址，与佗钵可汗陵园形制类似，规模却更为宏大，也发现了龟趺、各类板瓦、筒瓦。虽碑身文字尚未发现，然观其格局气度，极可能掩埋着突厥汗国另一位雄主。
▲和硕柴达木博物馆藏石围栏上的朱雀，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博物馆藏（图片来源：徐驰摄）
我们不禁追问：这强劲的汉风，如何吹彻漠北王庭？最初的答案，就藏在那些穿越风沙远嫁而来的中原红妆之中。
南北朝时期，北朝诸雄逐鹿，除前秦、北魏之外，没有能统一北方的政权。 割据混战、强邻窥伺的危局之下，审时度势的北朝君主，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草原——以金枝玉叶为纽带，引突厥铁骑为强援，联姻结盟遂成维系霸业的要策。
早在西魏大统十七年（551），长乐公主的车驾便驶入突厥牙帐，开启了突厥与中原的联姻长卷。及至佗钵可汗，北周与北齐争相“倾府藏以事之”，北周千金公主的出嫁，更是将和亲推向高潮。
这些公主，绝非孤身远行。她们的身后，是庞大的仪仗、丰厚的嫁妆，更伴随着精通营造的工匠、深谙礼制的文士，以及承载着中原审美与技艺的器物图样。
▲和亲公主队伍（AI制图）
她们如同一条条坚韧的文化纽带，将中原的礼仪、建筑、乃至生死观念，源源不断地输入突厥上层。
试想，若无这些公主及其所携的工匠、典籍、制度在突厥汗帐数十年的浸润，那些出现在佗钵可汗、乃至后来可汗陵园中的汉式石碑、龟趺、木构殿堂与兽面瓦当，又如何能凭空出现，成为可汗身后永恒的荣耀？
公主的红妆，正是我们在突厥王陵中惊见中原印记最初的注脚。
（二）大唐风与父子国
把时间拉到盛唐：李靖于公元629年出击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二十多年后，苏定方率军攻灭西突厥，曾经横亘北疆的两大汗国轰然崩塌。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突厥这个名字，竟在唐朝的疆域内悄然复苏——刀光剑影散尽后，一个“生于唐土”的后突厥汗国，正悄然孕育。
长安城内，一场无声的文化熔炼悄然进行。 东、西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其部分贵族安置京畿，令其浸染中原文明。后来回到漠北复国的暾欲谷（阿史德元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新唐书》记载，阿史德元珍“入朝见中国法度……服改毡罽，语习楚夏，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从礼仪、服饰、语言、风俗上皆受到中原熏染，并熟悉了中原的地理风貌。
然而，即便刀兵再起，这些重返漠北的突厥贵族，灵魂深处早已烙下大唐的印记。虽然他们创立了后突厥汗国，但生于唐土，沐于唐风，所展现的中原文化烙印，较之其先祖时代，愈发鲜明、浓烈。
比如考古学者在位于蒙古国的诺姆贡2号遗址，发现了突厥如尼文、汉文双语石碑。被学者们认为是后突厥汗国颉跌利施可汗的陵寝。在该遗址中，龟趺、石兽、献殿一应俱全。
▲后突厥汗国颉跌利施可汗陵园石兽（图片来源：徐驰摄）
这一时期突厥贵族墓葬普遍拥有石碑、献殿、石人、石兽等与唐代贵族墓类似的设施，祭祀石围栏上的线刻，也多为唐代流行的对鸟纹、团花纹等。
到了毗伽可汗时期，后突厥汗国开始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朝答应与突厥和亲。同年，毗伽可汗遣使献《谢婚表》：“今许降公主，皇帝即是阿助，卑下是儿，一种受恩，更有何恶。”——明确以“父子”定位两国关系。
唐玄宗的回应也高度共鸣。他在《敕突厥可汗书》云，“与儿情义既深，庶事无间，父子之国，直往直来。何异一家？真无别也”。同样以“父”自居，称突厥为“儿”，强调双方情同骨肉，“真无别也”。
由此可见，和亲确立的不仅是翁婿姻亲，更升华为“父子之国”的政治认同。 无论血缘虚实，其核心皆在“一家”之念，深刻体现了“何异一家”的一体意识。
正是由于这种亲密的“父子关系”，毗伽可汗死后，宗正卿李佺率使团前往漠北吊祭，唐朝工匠为毗伽可汗制作的石碑、祠庙建筑构件等业已被发现。
▲阙特勤碑（图片来源：徐驰摄）
石碑周遭， 矗立着毗伽可汗的石像，庄严肃穆；一尊残损的石坐像与石狮相伴在侧。不远处，另有一佩剑武士立像，威仪犹存。 毗伽可汗墓园石像，无不精雕写实，技艺非凡。陵园壕沟与围垣在东面设一入口，两侧各踞一只典型的唐朝风格石羊，静默守望。
纵观毗伽可汗与阙特勤陵墓，其墓碑、神道石刻乃至献殿，规制严整，皆为唐代贵族墓葬定制。
千年以后，曾经的深情厚谊与盛唐威仪，尽数凝固在这寂寂石雕与殿堂遗痕之中。
（三）蕃酋像与北疆魂
在我国境内，也发现了一批突厥贵族的墓葬。1993年，北周武帝孝陵遭盗，一方被盗出的“天元皇太后玺”（现藏咸阳博物院）昭示了墓主的身份——是突厥木杆可汗之女，武帝皇后阿史那氏。
突厥人尚火葬，“俗死则焚”，本应化作风烟。而她，却因合葬帝陵，以中原土葬之仪长眠。
这并非简单的丧仪改变，那掘土而建的坟茔，分明是游牧灵魂对故土的告别，亦是中原礼俗无声的浸润。阿史那皇后的遗骨，遂成这文化嬗变最沧桑的证物。
▲乾陵辫发蕃臣像（图片来源：徐驰摄）
除此之外，西安、洛阳等地还出土了大量突厥人墓志，据不完全统计，见于著录或有录文的古代突厥汉文神道碑就有21通，墓志则更是多达40方以上。不少墓志反映出突厥人最终融入华夏的情况。
文化的溪流，从来是双向交汇。 强盛的唐朝，其葬仪也悄然融入了突厥的风骨。
唐宫深处，对北疆习俗的谙熟令人惊叹： 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利可汗约为“烟火兄弟”；太子李承乾，竟仿效突厥可汗葬仪，令家奴剺面（划面）号哭。
草原之上，突厥勇士魂归，墓前必立“杀人石”，铭记生前赫赫战功。 而在唐陵神道两侧，那肃立的“蕃酋像”，将“擒伏归化者形状”凝于石雕，极有可能是突厥风俗进入中原后的融合变形。
剺面的泪痕与石像的静默，杀伐的铭记和归化的象征—— 看似简单的丧仪，暗含多少文明互鉴。正是这般的交融与激荡，才使中华文明如浩瀚大海，不拒涓流，终成其大。
这些斑驳可见的石碑、龟趺、汉风殿宇遗痕，以及静立千年的石羊与石像，绝非冰冷的陈迹。它们是穿越时空的证言，无声诉说着一个真相：草原与中原的血脉，早已在烽火与玉帛间，在陵阙规制与生活点滴里，深深交融。所谓“泛突厥”的迷障，在这铁证如山的考古论据面前，终会如朝露般消散无踪。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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