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9岁便踏足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在瞿秋白的眼中被视为“年少轻狂”，却由他主持召开了那场著名的八七会议。
罗明纳兹（1898-1935）又译作罗米那则，俄国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任梯比利斯党主席。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后任青年国际要职。1926年，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7年7月奉派来华担任国际代表，纠正中共右倾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指导召开“八七”会议，提出“无间断革命”论，力主城乡暴动，导致“左”倾盲动错误。11月回国，受到共产国际批评。1929年后，任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因为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政策被免职后，从事工程学研究。1930年，被指控反党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1934年“基洛夫事件”后，他担心被怀疑受牵连，于1935年初自杀。
肩负重任来华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派29岁的罗明纳兹作为代表来华，接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工作。7月23日，罗明纳兹和助手纽曼（德国人）抵达武汉。他们此行肩负的重任是：纠正中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造中共中央领导，帮助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到武汉当晚，罗明纳兹就找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指罗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接着他态度异常严厉地宣称：中共中央犯了异常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犯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说，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共产国际不能依靠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进入中央，担负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罗明纳兹谈话的神态，“钦差大臣”派头十足。陆定一说他能说会道，人很聪明，但盛气凌人。
◆罗明纳兹
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执行中共中央早在七月中旬便作出的南昌起义的决策。面对瞿秋白询问的处理方案，罗明纳兹显得困惑不解，表示需向上级莫斯科请示。至于如何发动群众，他的回答模糊不清，缺乏明确见解。最终，他建议瞿秋白与张国焘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对于此事，瞿秋白深感失望，未曾料想共产国际竟派遣了一位如此“年少轻狂”的代表，此人只会反驳机会主义，一触及实际问题便束手无策。相较之下，张国焘缺乏瞿秋白那般的胸怀，面对罗明纳兹的傲慢指责，他敢于当面进行反驳。
事后，瞿秋白数次与罗明纳兹进行私密长谈，详尽地向其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现状与面临的紧迫挑战，包括确立新的中央路线、筹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7月中旬已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以及应对当前的残酷斗争等问题。通过这些交谈，罗明纳兹对相关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南昌起义的发动以及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明确指示：若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则可发动起义；若无胜算，则不宜轻举妄动，可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转移至农村地区；同时，俄国顾问不宜参与起义。经过一番深入讨论，与会者一致决定采取南昌起义的行动。为此，会议决议设立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三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书记一职，负责具体指挥南昌起义。至于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则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与罗明纳兹共同负责筹备工作。
罗明纳兹助手纽曼
“（湖南）临时省委正身处血雨腥风的战斗前线与敌人抗争，而你们却在租界中悠闲地发表评论。你们的意见公正吗？”
在八七会议上
中央紧急会议，应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令而召开。会议的核心任务是审视中共过往的政策，确立新的指导方针，彻底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原定于1927年7月28日举行的会议，因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通讯不畅及与会人员行动受限，最终推迟至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一俄国侨民的住所秘密召开，此事件被后世铭记为“八七会议”。罗明纳兹及其两名助手，以及武汉地区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以及湘、鄂、沪三地党的负责人，共24人出席了此次至关重要的会议。瞿秋白、李维汉担任会议的主持工作。鉴于环境的严峻，会议从上午持续至夜晚，午间，与会者在此享用了会址主人洛卓莫娃精心准备的西餐。经过一天的紧张议程，会议圆满结束。
在八七会议中，罗明纳兹担纲主演。此次会议议程涵盖四项要务：（一）聆听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汇报；（二）审议并正式通过罗明纳兹所草拟的全党同志紧急会议告；（三）听取瞿秋白就我党新任务所做的报告；（四）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
罗明纳兹在会议伊始便发表了报告。他首先阐述了此次紧急会议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随后对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全党党员的公开信》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该公开信篇幅冗长，共分为九个部分，总计约两万字。在会上，罗明纳兹特别强调了五个关键问题。
（一）对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坚信，中共中央最严重的失误在于“未能将国际的指导有效地传达至群众之中”，自1927年4月至7月，中共一直遵循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来制定政策。这种对国民党的过度退让导致了党的独立性受损。党内部压制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党内民主氛围缺失，使得机会主义得以猖獗。他强调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并提升党内的民主生活。罗明纳兹试图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指导中的失误全部推卸干净。
（二）深入剖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并据此提出了中共应采纳的策略。他明确指出，唯有无产阶级能够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当前，中国资产阶级已趋于反动，我们理应对其进行抵制。然而，他的这一观点显然过于“左倾”，且存在偏差。
（三）会议提出并确立了土地革命议题，将其定位为中共进入新时期的根本方针。他指出，农民唯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方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遵循罗明纳兹的建议，会议首次将土地革命正式确立为党的总体方针。
（四）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处理，他提出了构建“左翼国民党”的构想。罗明纳兹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应当退出国民政府，却应继续保持在国民党内部，以利于抵制右翼势力，并凝聚左翼力量。在此章节中，罗明纳兹严厉谴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可耻行为。尽管如此，他仍旧执着地捍卫着国民党的旗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汉口紧急召集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此图中展示的是邓小平同志亲笔所书的会议记录手迹。
（五）会议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讨论。他坚决否认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将大革命失败的罪责完全归咎于中共中央。这一说法激起了与会者罗亦农、蔡和森的强烈不满与尖锐批评。
在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央在国共合作期间未能确保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强调，中共今后应更加重视听取下级汇报，并特别关注军事建设，“切记，政权乃掌握在枪杆子的手中”。
罗明纳兹的汇报由瞿秋白担任翻译，整个过程耗时颇长，几乎占据了整个上午。随后，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就党的最新方针任务进行了报告。下午，会议继续进行，包括大会的讨论发言、通过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以及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
八七会议，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功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召开。会议深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毅然纠正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明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将发动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列为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从而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明纳兹同志的贡献，功不可没。
“不断革命”致“左”倾盲动
八七会议落幕之际，我们不仅在抵制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左”倾错误打开了方便之门。
8月9日，中共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首次会议，罗明纳兹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上，经罗明纳兹提名，选出了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位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亦即政治局。至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罗明纳兹的参与下，通过了《关于“左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指出，要推翻宁汉地区的反动国民党政权，并彻底摒弃国民党的象征，同时倡导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秋，中共中央因武汉形势所限，悄然转移至上海，罗明纳兹随行。11月9日至10日，上海成为会议的聚集地，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罗明纳兹及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均出席了此次会议。瞿秋白担任会议主持人，会议通过了罗明纳兹所草拟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及其他决议。正当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之际，罗明纳兹仍坚信中国革命的性质属于“不间断革命”，并断言革命形势持续升温，主张采取全国性总暴动的策略。这种观点加剧了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而引发的革命急躁情绪，将八七会议以来显现的“左”倾倾向，演变成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瞿秋白
在本次会议中，罗明纳兹阐述了“持续革命”的理论，并断言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不间断的革命”，这实则模糊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分界。他将某些地区的零星农民起义夸大其词，描绘为“直接革命”的局面，从而得出中国革命将持续高涨的误判。基于这种偏离实际的推论，他进而主张党的“实际策略”应为组织与领导暴动，这导致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对革命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此刻，不仅对敌对势力实施了烧杀的“左”倾策略，罗明纳兹更提出了对党内实施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此支撑其“左”倾盲动主义的理念。为此，他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政治纪律决议案》，旨在惩处那些领导起义失败的党内同仁。他们被冠以“犹豫不决”、“机会主义”和“单纯军事主义”的罪名，错误地对待了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负责人。对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八一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实施了警告处分；对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则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张国焘因对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来电的曲解，同样遭受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委职务的处分。
此刻，以瞿秋白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工作，无不紧密围绕全国性暴动的“总体战略”展开。为此，他们精心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陆续部署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都市开展“全面暴动”和“全面罢工”的行动。
罗明纳兹所倡导的“不断革命”理论，成为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观点的理论支撑。1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该错误理论被全盘采纳，这标志着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正式形成。然而，在错误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遭到了众多同志的批判与抵制。1928年初，许多地方已自发停止执行“左”倾政策。进入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亦对这种“左”倾政策提出了批评。到了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正式终止这一错误。至此，全国范围内“左”倾盲动主义在实践中的影响基本消弭。
尾声
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会议落幕之后，罗明纳兹于11月中旬奉命返回莫斯科，以便参与联共（布）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九次大会。尽管他在我国的任职时间仅有短短三个月，但他离开后，米特凯维奇随即接任了他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职务。
自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明纳兹，这位刚从中国归来的人，在会议中就中国问题发表了讲话，他依旧强调中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并宣扬“无间断”的革命理论，这一观点遭到了米夫的指正。或许正是由于米夫在此次会议上的理论性与分析性发言，他后来得以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负责中国党的工作。此后，1930年，米夫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对革命进行了指导。
罗明纳兹对中国的革命见解，尽管在联共（布）的会议中遭到了批驳，却在共产国际内部获得了一部分成员的赞同。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不愿妥协。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围绕这些议题的辩论持续了许久。随后，罗明纳兹将个人观点梳理成文，发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力图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布哈林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与米夫联名撰文，对罗明纳兹的见解进行了批判。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中国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最终，这场争议以通过向忠发、李震瀛和布哈林起草、并得到斯大林认可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而告终，该决议案明确反对盲动主义，标志着争议的终结。此后，罗明纳兹便未再担任共产国际的任何职位。
在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对于罗明纳兹的评价言简意赅：“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关键性的‘左’倾政策等方面，其始作俑者并非国内同志，而是国际代表，尤其是罗明纳兹。”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其观点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罗明纳兹在纠偏右倾的同时，却走向了“左”倾的极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共宝贵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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