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炒股股票又顺手把矛头指向对方

1961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中南海激烈争执始末：粮食定量背后的隐秘较量

1961年初春的北京，风里带着点沙子。三年灾害还没过去，城里人都在琢磨怎么省口粮。那会儿，中南海西花厅的厨房灶火都压得很低，有时候锅里连个油星子都看不见。

其实老百姓饿肚子的事，不光是新闻纸上说说。家住什刹海胡同口的张婶回忆过，那一年她家头一次靠野菜熬了一个冬天，孩子眼睛一到晚上就发直，看啥都是黑影子。可谁能想到，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两公里远的大院深处，两位共和国最核心的人物也因为“吃”闹了别扭。

有天上午，周恩来拎着一沓文件往游泳池边走。他原本是去汇报工作的，可刚进门就瞧见毛泽东正靠在藤椅上，让警卫员揉腿——裤管鼓鼓囊囊，一双布鞋硬是塞不进去。这场面搁谁身上也心惊肉跳，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几十年的战友。

“主席，这怎么回事？”周总理语气急得像自家长辈，“您这腿……咋肿成这样？”

毛泽东倒是一脸淡然：“胖了呗。”

但这话糊弄不过去人。当时屋里的气氛一下紧绷起来。据负责生活起居的小李后来回忆，那天他第一次见到总理板起脸训斥领导：“主席，全国人民还指望着您呢！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争执由此爆发。其实根子就在于当时国家定下每月28斤粮食标准——男女老少一刀切。有意思的是，这标准本就是毛亲自拍板，还特意把自己的份额减到了26斤。不吃肉、不碰蛋、主食绝不超标。这“三不原则”，成了高层干部间心照不宣的规矩。据《人民日报》1959年底的一则内部通报，当时中央机关很多干部主动申请降低口粮额度，说要跟全国共渡难关。

但问题来了，大个子的壮劳力干活消耗大，本就吃不饱；偏偏最高层几个人又以身作则，把定量卡得更死。有传闻朱德总司令甚至让孙子们跟机关工人一起排队打饭，还专门嘱咐伙房师傅“给娃娃们盛少点”。这些细节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据当年国务院秘书局退休老王讲，他曾亲眼看见陈毅夫妇领着小孩端铁皮饭盒站队，被后勤处长劝了一句，“首长家的孩子也是革命苗。”

言归正传。当日两人在屋内僵持许久。周恩来突然提及宋庆龄送来的螃蟹，说那玩意营养好，该补补身体。但毛直接推拒：“全国那么多娃娃，都等着长身体，却连顿肉汤喝不上，我哪能安心啃螃蟹？”

话音未落，又顺手把矛头指向对方。“你呢？规定28斤，你只领24斤，比我还狠！”据知情者描述，总理听完竟愣住半晌，无言以对——他确实常把自己的配额分给身边同志和病号，有次甚至连续三个月只靠窝头和稀粥顶日子（参见《新中国饮食记事》，中国档案出版社）。

这些暗地里的较劲，不止发生在两位最高领导之间。在那个特殊时期，为防止特权现象蔓延，各部委还有个怪规定：所有高干必须公开申报体重、身高，由群众评议后才能确定口粮数目。有趣的是，每逢开大会，总有年轻科员悄悄吐槽：“咱们部长瘦成竹竿，就是为了多省俩馒头。”虽说夸张，但多少反映出一种氛围——大家比的不只是节约，还有担当和责任感。

再插一句冷知识，那几年北京不少大院种满扫帚菜、榆钱树，就是为了随手采摘加餐。据新华社内部通讯稿披露，中南海厨房每天早晨都会派炊事班沿护城河捡野菜，然后混进玉米糁熬粥。一时间，“榆钱炒鸡蛋”变成坊间笑谈，只不过鸡蛋始终缺席，全凭想象凑热闹罢了。

时间往前推一点，其实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高层对于如何度过经济难关一直分歧不断。但无论意见如何碰撞，在具体生活细节上，他们表现出的克己与坚持，是外界难以想象的。例如据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记载，有一次湖南运来几袋大米准备慰问主席本人，被他全部退回转送灾区学校。他留下一句话，“湖南米香，但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

至于后来双方是否真的因此结怨？倒也未必。有些事情吵归吵，该办的大事依旧齐心协力推进。而且据中南海医务室老刘私下透露，那阵儿主任医生曾偷偷往首长餐桌添牛奶粉，全被发现后严厉批评了一通。“你让我破例，我拿什么面对那些夜盲症的小青年？”这是原话，也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人情味写照。